农业作为我国第一产业,最基本的物质生产部门,同时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人类社会的衣食之源与生存之本,支撑保障了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与进步,是物质生产部门与一切非物质生产部门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农业农村减排固碳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措施,也是潜力所在。
根据国家温室气体清单通报数据,2014年我国农业温室气体排放量为8.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全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7%-8%。农田施肥、水稻种植、家畜饲养和粪便管理的排放量分别占农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43%、20%、26%和10%。
如果农业排放加上农村的排放,那么农业和农村的排放将占总排放的15%左右,由此可见我国农业方面还有巨大的减排潜力和空间。我国现在已经进入整体低碳化的进程中,农业也不能置身事外。据今年6月份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减排方案》,一系列细化方案为农业农村的低碳化指明了方向。
水稻是我国主要粮食作物,但稻田系统也是重要的温室气体——甲烷的排放源之一。在强化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基础上,通过优化稻田水分灌溉管理,可降低稻田甲烷排放等措施。
我国氮肥利用率在30%-35%之间,与发达国家的70%差距较大。自2005年启动测土配方开展以来,粮油作物体系较完善,蔬菜水果等其他经济作物体系还未完全完善。虽然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在我国已经推广许多年,但是当前推广面积仅占全国覆盖率30%左右。肥料利用率平均提高5%~15%,N₂O排放可以减少30%。
中国自身的土壤碳汇潜力相当于每年化石燃料燃烧排放温室气体的25%。——全球农林业 温室气体减排交易准则《杜克法则》
通过因地制宜推广秸秆覆盖还田免少耕播种技术,有效减轻土壤风蚀水蚀,增加土壤有机质,可有效提升土壤的固碳能力。
反刍动物(牛、羊)肠道发酵甲烷排放是我国农业温室气体重要排放源,也是最大的甲烷排放源。中国反刍动物肠道甲烷排放超过10Tg,占全球肠道甲烷排放的15%。
饲料质量是影响反刍动物肠道发酵甲烷排放的关键因素,采用全混合日粮、秸秆青贮、复合营养舔砖等各种饲料处理方法实施精准饲喂,也可以在饲料中添加抑制胃中产甲烷菌活性或数量,可以显著提高饲料转化率,同时能够减少肠道甲烷排放。
我国畜牧业每年产生的粪便数量更是惊人,达到30.5亿吨/年。养殖场粪污处理是一项技术活。200头奶牛粪便产生的氮相当于5000-10000人社区污水;一个22000只家禽的集中养殖场产生的磷与来自6000人的社区的污水一样多。尽管现有的粪便管理系统和做法可以废物利用,但储粪池中仍有未开发的潜力。通过建立沼气工程,可变废为宝。
另外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面积最大、受影响人口最多、风沙危害最重的国家之一。退化草地面积达10523.7万公顷,部分草地甚至退化为“黑土滩”、“黄土滩”,植物群落中优良的牧草几乎消失,自然繁殖更新能力极低。通过补种原生牧草和休牧、限制放牧、禁牧等放牧管理,增加碳固存量。
农作物秸秆属于农业生态系统中一种十分宝贵的生物质能资源。农作物秸秆资源的综合利用对于促进农民增收、环境保护、资源节约以及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可以通过推动秸秆肥料化、基料化、饲料化等途径提高秸秆利用率,进一步拓宽秸秆原料化利用途径,支持秸秆浆替代木浆造纸,推动秸秆资源转化为环保板材、炭基产品等。
以清洁低碳转型为重点,大力推进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因地制宜发展农村沼气, 鼓励有条件地区建设规模化沼气及生物天然气工程,推进沼气集中供气供热、发电上网,生物天然气车用或并入燃气管网等应用,替代化石能源。推广生物质成型燃料、打捆直燃,大力发展光伏+农业模式,湖北、北京等八省市先后发布了省级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将光伏写入其中。
目前我国光伏农业项目共计400余个,装机量达11.5GW,未来还将进一步扩大。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碳排放权交易是不可忽视并值得重视的关键路径,将农业纳入碳交易市场为大势所趋。
2020年12月,为响应国家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战略,贵州喀斯特山区决定先行试点,把种树和脱贫攻坚连在一起。政府给予补贴,鼓励种树,提高农民低碳、减碳意识。
浙江省平湖农业经济开发区和国网平湖市供电公司共同打造“负碳”农业硅谷战略联盟,为企业提供清洁能源,并且通过植物光合作用消纳二氧化碳年排放量。
湖北省支持设立“全国农业碳交易中心”和规模不少于5亿元的“国家农业碳汇基金”,构建多层次农业碳市场体系,增强农业碳交易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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