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猪种横行中国土猪占比仅3这场翻身仗怎么打

文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里雨曦 实习生 张赫书民以食为天,猪粮安天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猪生产和猪肉消费大国,确保生猪产业安全、稳定,事关国计民生。在这样一个战略性基础产业中,又有一个“战略中的战略、基础中的基础”——生猪种业。它被称为“猪芯片”,是生猪产业的安全保障和核心竞争力。▲图/图虫创意一个值得注意的现状是,自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进入我国生猪市场以来,进口瘦肉型猪种已占据九成以上市场份额。国产本土猪市场地位被挤占,生存堪忧,部分品种甚至濒临或已经灭绝。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看来,我国生猪种业处于大而不强的状态——缺乏足够的技术投入、政策保障、人才支撑,国产“猪芯片”质量不高,不少企业对国外种业集团存在习惯性依赖,国产“猪芯片”,亟需打好一场自主知识产权的翻身仗。国外猪种席卷全球市场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我国本土猪几乎被挤出市场。行业人士测算,国内本土猪市场占比在2%-3%,其余均为国外瘦肉型猪种。所谓的国外瘦肉型猪品种,主要是英国、丹麦、美国等国家在上世纪育成的大白猪、长白猪和杜洛克猪等品种,它们具有瘦肉率高、饲养周期短、生产性能强、经济效益高等特点和优势。在20世纪以前,我国还是种猪强国。在那个时期,我国猪种业以地方猪自繁自养为主,猪育种适应当地环境,抗病力强,肉质鲜美,外貌符合当地文化审美与消费需求,也因此形成了很多具有地方特色的品种资源,如比较抗寒的东北民猪、适合做腌制火腿的金华猪以及产仔数多的太湖猪等。▲2020年11月23日,浙江省东阳市金华猪保种场内,刚刚出生的冷冻体细胞克隆纯种金华猪正偎依在代孕母猪身旁。图/人民视觉但也正是在19世纪到20世纪,英国、丹麦、法国、美国等欧美国家,开始着手建立生猪育种体系,而且,随着国际生猪育种潮流转向瘦肉型猪,国外瘦肉型白猪优势凸显,很快成为全球性的主要生猪品种,席卷了全球生猪育种市场。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对瘦肉型猪肉需求量陡增的中国市场。中国农科院畜牧所研究员王立贤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介绍,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粮食增产,猪种业有了饲料资源,再加上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提高,国外瘦肉型猪种获得了进入中国的绝好机会。在生猪育种方面,王立贤介绍,我国在80年代才逐步发展规模化的养殖场,系统性的全国生猪育种是在2000年之后才开始展开的。这也为国外瘦肉型猪品种占领国内市场留出了时间和空间。王立贤告诉记者,畜禽品种的选育并不容易,它是一个长期积累和种群培养的过程。我国生猪系统性育种起步较晚,谱系遗传累积资料有限,也就使得我国的育种基础性工作处于比较薄弱的状态。这一观点得到受访专家和行业人士的普遍认同,在国家与社会的历史大踏步发展进程中,消费水平陡然提升,产业端供给远远落后于消费端,生猪市场就逐渐演变成了当下本土猪育种和本土生猪的集体失守局面。国家决策层面很快注意到了这一问题。2000年以后,随着对资源保护重要性认识的提高,市场对特色猪肉的需求增大,地方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得到加强。2009年8月,原农业部办公厅印发了《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2009—2020年)》,正式拉开全国生猪全面系统选育的序幕。随着规模化养猪迅速发展,猪育种已转向适应不同市场需求的专门化品系培育,并配套生产。全国畜牧总站畜禽种业指导处处长刘丑生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我国现有地方猪品种84个。随着我国对地方猪品种认识的不断加深,地方猪品种的保护与开发利用工作力度也得到持续提升。“特别是2021年农业农村部发布了新一轮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2021—2035年),发布了配套实施管理办法,我国生猪本土化选育和自主培育品种的质量,有了大幅提升。”刘丑生说。▲图/图虫创意“猪芯片”到底卡不卡脖子在近些年关于本土猪和外国猪的讨论中,一个经常被提及的观点是,我国“猪芯片”被“卡脖子”。但从本刊采访调研情况来看,“卡脖子”一说,并不客观。目前,我国种猪(包括应用最广泛的“杜长大”三元猪品种)基本可以做到自给。王立贤提供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我国生猪繁育体系中,90%的曾祖代和祖代种猪更新可以靠自主选育。近5年我国平均每年进口种猪1万头左右,仅占我国每年15万头左右曾祖代(核心群)种猪更新需要量的10%。“2019年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我国进口种猪数量仅为2000头,与往年1万—2万头种猪的进口量相比,大幅降低,但是我国并没有出现生猪断供问题。”刘丑生说,“当然,短时期内,由于优质种猪供不应求,市场上出现过三元种猪的临时替代,一段时期内种猪生产效率有所下降。”在他看来,我国从2008年开始实施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以来,生猪现代育种体系逐步建立。正常年份,我国本土化选育的杜洛克、大白猪和长白猪瘦肉型猪种完全可以实现国内自给。2020年,我国有3865个种猪场,从数量上来说,我国生猪种业并不存在所谓的“卡脖子”问题。▲2020年4月28日,秦岭深处的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保安镇东湾村,周红珍(右)与哥哥一起赶着母猪和猪崽上山活动。新华社记者 陶明 摄王立贤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引进种猪是核心育种素材的补充,通过引入“杜长大”进行本土化选育,实现“种猪国产化”,是世界上的通行做法。今天的“杜长大”已经是世界品种,而不是“外种”。在全球范围内选择优秀育种素材为我所用,对我国种猪发展有益。“‘卡脖子’是不存在的,但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种猪质量和健康性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差距。”王立贤判断,我国与国外瘦肉型猪的系统性育种相差了近50年。这其中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国产猪种的整齐化程度、品种稳定性、生产性能等方面。“我国是养猪大国、猪肉消费大国,却不是种业强国。”湖南农业大学教授、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专业博士生导师陈斌说,过去较长一段时间,我国的生猪产业基本是拿来主义,以引进种猪为主,所以,生猪种业发展缓慢,自主培育的品种经济效益有限。▲2020年6月5日,在重庆市万州区高梁镇天鹅村生猪生态养殖基地,工作人员在给猪仔补充铁元素。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以生产性能为例,我国自主繁育的瘦肉型白猪,在生物稳定性、生产效率等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显著差距。国外先进育种水平大白猪的100公斤体重日龄可以达到148天,比我国生猪核心育种场种猪快15天;国外先进育种水平的大白猪产仔数能达到15头,比我国生猪核心育种场种猪多2头。刘丑生告诉记者,目前经过农业农村部遴选认定的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有89个,大部分核心育种场本土化选育的杜洛克、大白猪和长白猪品种性能与国际先进水平有差距,饲料转化率只有发达国家的80%左右。不过他认为,我们有约10%的企业已经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从质量上来说,我国生猪种业同样不存在所谓的“卡脖子”问题。保护本土猪种质资源是历史使命除了主流商业化猪种的种猪性能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中国工程院院士印遇龙表示,我国生猪种业面临的主要问题,还包括地方猪种资源未得到有效利用。印遇龙说,我国地方猪种在“洋猪种”的强势挤压下,未得到有效利用,不仅造成品种的大量流失,还失去了对生猪育种自主知识产权的掌握。多位专家和行业人士都提到了一个仍在循环的现实矛盾:我国本土猪因经济效益低下,导致市场端对本土猪品种的选育意愿不强,选育能力的落后又造成本土猪始终无法在生产性能上取得提高,部分本土猪品种的选育工作陷入循环,部分品种甚至濒临灭绝。原农业部发布的《全国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十三五”规划》显示,在我国地方畜禽遗传资源濒危品种列表中,37个猪品种处于濒危、濒临灭绝或灭绝状态,其中横泾猪、虹桥猪等8个品种的猪已经灭绝,岔路黑猪、碧湖猪等5个品种濒临灭绝。一位专家提醒,本土猪种是我国养猪生产中的宝贵基因库,目前,国内地方猪种数量急剧减少,占比不到2%,如不加以妥善保护创新利用,遗传资源丢失的风险将增大,我国将失去掌握生猪育种自主知识产权的机会。▲2019年8月20日,养殖户在果园内用手机拍摄水果香猪的视频。新华社记者 王昊飞 摄为应对这一挑战,国家顶层设计方面也在积极行动,思考对策。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国家畜禽良种联合攻关计划(2019—2022年)》(下称《计划》)总体思路指出,以提升畜禽核心种源自给率、培育自主品种为目标,构建适合我国国情农情、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畜禽种业自主创新体系,推进我国由种业大国向种业强国的历史性转变。“保存本土猪种和加强本土地方猪的本品种选育,是布局我国的生猪育种技术的重要方向之一,同时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使命。”印遇龙说,地方猪种目前虽然在生产效率等方面无法与国外商业化猪种相提并论,但地方猪种是通过长期选择而留存下来的品种,在某些方面总有其优点。在受访专家看来,在国外商品化猪种占据中国生猪育种市场主流的当下,中国生猪育种掌握核心话语权的突破点就在本土猪种的保护和利用,必须要做到保证本土猪品种的延续,并不断通过种业创新发展提高本土猪品种的竞争力,为未来育种的发展打下基础,从而掌握生猪育种的自主知识产权。湘村高科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文莲表示,培育本土猪种,从国家战略安全的层面,是掌握生猪育种技术的话语权;从生物安全的层面,是对本土猪品种的保护和延续;从产业安全的层面,是冲破国外猪种对本土市场垄断的突破口。“一定要遏制住本土猪被挤出市场的事态,对未来的农业发展负责任。”一位农业方面人士表示,白猪垄断范围的不断扩大,势必要牺牲本土猪种群范围,本土猪的保种、选育是未来市场多样性需求的保障,为做好中国育种长期主义的谋划,本土猪的保种、选育问题应该得到重视。完善生猪育种体系势在必行生猪育种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调研中,记者发现,我国生猪育种体系,特别是本土猪育种体系构建,还不够完善。王立贤告诉记者,在种猪育种体系方面,我国的专业化种猪公司还处于发展阶段,联合育种由于疫病、数据的可靠性、利益分配机制不畅等因素,进展缓慢。尤其是由于条件还不够成熟,联合遗传评估只能进行单个场评估,数据积累还比较少,遗传评估的准确性有待提高,育种效率还比较低。在他看来,尽管我国对地方猪种种质进行过研究,但缺乏系统深入研究,存在一系列继续完善的问题。一是种猪系谱记录不全,未开展以分子标记为基础的亲缘鉴定,群体遗传结构不清晰;二是耐粗饲、抗性强、肉质好等优良性状的遗传机制还没有研究清楚;三是地方猪种高清基因组序列、重要经济性状候选基因定位有待研究;四是表型精准测定、功能基因定位、特异基因挖掘、基因编辑育种等现代生物技术、没有在资源创新利用中发挥应有作用,无法满足品种选育对优异新种质和新基因需求,资源优势没有转化为产业优势。与此同时,我国畜禽种质科研的能力不强的问题,在生猪育种层面也有体现,集中表现为新技术的应用滞后。专家介绍,长期以来,地方猪种保护、选育与开发利用没有形成良性循环。主要原因在于科技投入少且投资分散,特别是投入种质创新利用的科研经费占比更低。而且,由于缺乏稳定支持,再加上政策引导不足,导致无法形成稳定的育种技术创新体系,育种新技术研发总体滞后,影响了种猪遗传改良效果。另外,我国商业化育种机制也不够成熟。商业化育种是大宗农产品解决种源问题的必然趋势,近几年,我国生猪育种在产学研相结合推进生猪商业化育种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然需要政府、产业界、学界共同聚焦、精准发力、持之以恒,推进生猪种业形成机制成熟、有效联结、良性循环的商业化育种机制。▲2020年8月7日,河北魏县一家农业企业的智能猪舍。新华社记者 王晓 摄接受采访的专家提到,在产业发展、学科建设、科研机构建设、基础及应用研究方面,省级财政一直都缺乏连续、稳定、针对性强的支持政策;相关行业协会、产业联盟的作用发挥也不够,育种企业各自为政,没有形成联合体,由此导致本土生猪种业难以发展壮大。本土猪育种要在发展中破局“短期内满足量的需求的国家战略不会变,但是从更长期的角度讲,需要解决猪肉摄入多元化的问题。”在上述农业方面人士看来,生猪育种,更要做好长期主义的打算,我国本土猪育种需要在发展中求破局。印遇龙认为,在瘦肉型猪种占据国内生猪产业绝对主导权的当下,中国生猪育种的突破一是要加强主流品种的选育提高,二是要加强地方猪种的保护和利用。“我们需要不断通过种业创新,提高本土猪种的竞争力。”《国家畜禽良种联合攻关计划(2019—2022年)》也提出,地方猪种种质自主创新联合攻关,利用我国来自世界各地的优良瘦肉型猪和我国特色地方猪种质资源,创新瘦肉型猪育种技术体系,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品种与培育品种生产性能测定平台、分子育种平台及大数据管理与基因组预测平台,联合猪保种场建立“地方猪种种质创新开发联盟”,实行一体化智慧管理。在保持肉质的基础上,选育地方猪专门化品系,进一步提高繁殖性能、生长速度及饲料转化效率。预期筛选出5个以上的最宜杂交组合,培育1—2个专门化新品系或配套系。过去一年,一些攻关成果也陆续出炉。全国畜牧总站提供的资料显示,2021年,全国优质瘦肉型猪攻关组开展了13个优质瘦肉型新品系选育工作,包括2个黑猪品系、4个高效瘦肉型杜洛克终端父本种猪品系、6个高产瘦肉型大白母本品系和1个高效瘦肉型第一父本长白品系;组建了16801头纯种种猪的基因组参考群体;研发出两款基因芯片及一套育种专用测序分析一体机系统。高质量的本土种猪品种,不仅能减少对国外种猪的依赖,更具有强大的后续产业带动能力、资源环境优化作用。多位受访的行业人士建议,要坚持企业主体、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制机制,强化科技支撑,加强遗传资源保护,全力打造生猪“中国芯”。陈斌认为,政产学研创新融合是培育高质量种猪的关键。从品种选育角度看,核心群的规模是品种选育的重要因素,较大规模的核心群数量可为优良品种的选育提供更好的条件。杨文莲也表示,从产业带动的角度出发,产业的发展将反哺上游育种企业的积极性,同时产业化发展,也有助于育种规范化、系统化发展进步。她认为,政策层面可以加大专项扶持力度,鼓励“国家队”入场,以形成央企、地方国企、民营企业协同沟通本土猪的商业化育种体系,并充分发挥各级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促成本土猪育种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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