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声领兵剿匪命令部队大张旗鼓养猪种菜白崇禧哀叹完蛋了

“新中国成立大别山啥都缺，就是不缺土匪。只有将大别山的土匪彻底消灭，我们才会有巩固的后方。”

这是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在武汉解放当日说过的一段话，时间是在1949年5月，这也说明了当时鄂豫皖边界严峻的斗争形势。

因为林彪的第四野战军主力部队要继续南下，剿匪任务自然就落到了鄂豫皖三省。对于大别山严重的匪情。鄂豫皖三省都高度重视，分别进行了清剿。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安徽分皖北、皖南两个省级行署，安徽的剿匪由皖北行署负责。

虽然鄂豫皖三省非常重视，然而一直不能将大别山的土匪剿灭，主要原因有三个：

一是剿匪兵力不足，因为大部队都南下去作战了。

二是由于大别山地处三省交界，各省剿各省的，结果土匪来回乱窜。

三是剿匪战法有问题，部队集中行动找不到土匪，部队分散行动往往又被土匪偷袭。

正因如此，中共中央为彻底剿灭大别山地区的土匪，决定由王树声领兵剿匪，增加剿匪部队的数量，成立了鄂豫皖边区剿匪指挥部及工作委员会，任命湖北军区副司令王树声为司令兼工委书记。

为什么任命王树声为三省会剿总指挥呢？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王树声对大别山太熟悉了。

王树声于1905年5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市乘马岗镇项家冲。1923年春考入麻城高等小学，在校长、堂兄王幼安（又名宏文）的教育启发下，阅读进步书刊，加入该校马列主义研究会，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1925年春，受聘在本乡教私塾。不久任乘马岗初等小学校长。

他于1926年入党，1929年领导参与了黄麻起义，先后任鄂豫皖边区红军师长，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解放前，我党我军在大别山地区曾与国民党军有过两次较量。

第一次是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苏区的反围剿，最后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苏区，王树声全程参加了这次较量，这次较量与其说是敌人的胜利，不如说是“左”倾路线葬送了鄂豫皖苏区。

第二次较量是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王树声再次参与了根据地的创建，并担任鄂豫军区司令员，在淮海战役前主动撤出大别山。

所以王树声在他的报告中说：我们在大别山积累了丰富的革命经验，敌人也在大别山积累了丰富的反革命经验。

不过这次王树声三进大别山，与头两次正好相反，因为前两次是敌强我弱，我军主要是实施反围剿，而第三次则是我军对土匪实施围剿。

对于在大别山的土匪，王树声还是非常了解的。说起大别山地区的土匪，还得从白崇禧说起。

在国民党军队里,有两个人是可以被尊称为“校长”而不称职务的 。

一个是蒋介石，他曾担任黄埔军校校长，黄埔军校是蒋介石的发迹地，黄埔军校出身的军官都喊他“校长”，关于这一点，是广为人知的，在电影和电视剧里也多有这个情节。

而另一个就是白崇禧，因为白崇禧曾经担任过桂林军校的校长，所以桂林军校出来的军官都喊他“校长”，不过关于这一点却鲜为人知。

校长不同于军事职务，往往下属一声校长，在很多场合不便说的话也可以说了，所以一声校长就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就如部队出来的叫一声班长一样。

在国民党政坛上，蒋介石与白崇禧可以说反贴门神不对脸，两个人在用人上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只相信自己的学生。还有一点，在反共的问题上是一致的。

而大别山地区一直被白崇禧视为自己的地盘，所以在1949年人民解放军即将占领武汉前，白崇禧决定效仿当年的共产党，在鄂豫皖的大别山地区建立“敌后”根据地。

让何人担此重任呢？白崇禧把这一重任交给了他的三名学生，其中为首的叫汪宪。父亲是个大地主，铁心跟着国民党走，所以汪宪于1927年参加了国民党军队。

汪宪是桂林军校毕业的，并不在蒋介石的用人圈子里，而在白崇禧的用人圈子里，但是在国民党军内，还是蒋介石说了算，凡是白崇禧支持的，蒋介石基本上都反对，所以汪宪在国民党军内并没有混出什么名堂，直到解放战争后期的1948年，汪宪还只是担任一个没有实权的职位，即河南第五专区少将专员。

在河南解放时，他被我军俘虏，一方面他在被俘前只是一个虚职，另一方面他认罪态度较好，在俘虏学习班里表现非常积极，事后证明这一切都是伪装的。

当时俘虏太多，而鉴别工作不细致，对于表现积极的没什么问题就放走了。所以汪宪在俘虏学习班学习两个月后就被释放了。

然而刚被释放 ，他就违背了在俘虏学习班里“放下屠刀、洗心革面”的承诺，跑回了国民党军队，这时的蒋介石对白崇禧制约力量已不大，在白崇禧的支持下，汪宪当上了第 92 师师长兼河南第9专区专员。

随着人民解放军全面挺进河南，第92师很快被打垮了，汪宪的地盘也丢了，不甘心失败的汪宪就跑到了武汉，找到了他的老校长白崇禧哭诉，白崇禧没有责备，他知道天下大势已经发生改变。

白崇禧看中了他对党国的忠诚，被俘了还跑回来。另一方面，白崇禧还看中了他是大别山的人，也算是个地头蛇。有这两个条件，白崇禧决定把经营大别山的重任交给他。

白崇禧在给汪宪交底后，让他自己物色副手和参谋长，汪宪物色了樊迅、顾荧，樊迅和顾荧也都是光杆司令，正在为前途发愁，樊迅时为长官公署少将参议，也是一个闲职。

当时白崇禧的司令部在武汉博文中学，白崇禧在博文中学听了他们的汇报，直截了当地说“我派你们到大别山区建立敌后游击根据地，将来迎接总反攻，有什么困难，你们说说。”

三人回答：“报告校长，没有困难，我们都愿为党国效劳，至死不辞!”

据樊迅回忆，当时白崇禧听了很满意，说：

“对了!共匪在江西，最初就是打游击起家的，所以才有今天，而那时候，他们所处的环境条件，比你们这次去大别山打游击困难得多，目前，我们陆军虽然有些损失，但我们还拥有强大的海军、空军，更有盟邦的武器和经济援助，必要时盟邦会出面的，还怕消灭不了共匪!”

接着白崇禧又告诉他们，让他们千万不可和解放军硬拼，只要能在大别山扎住根就可以，只要时间一长，解放军必然撤走，如果世界有变，就是国军反攻之时，接着白崇禧又仔细讲了一下战役战术。

白崇禧号称小诸葛，其军事水平还是相当厉害的，一番指点后他说：

“你们到大别山后，要尽量收编武力，只要有人枪，两三个军的番号我可以给，有了成就，我派飞机空运弹药补充 。”

然后他就正式宣布命令，任命汪宪为“鄂豫皖人民自卫军”总司令，中将军衔，樊迅为第一副司令兼参谋长，少将军衔 ，顾荧为副司令，不过这个顾荧因为长相特殊，而且浑身长满疥疮没法化妆，所以没有到职，不过他也因此得福，而多活了一段时间。

这个汪宪还是有点手段的，他在大别山地区很快拉起约1.7万人的队伍，但他向白崇禧报告有4万多人，对外号称10万大军。而白崇禧向国防部报告有七八万人枪，对外吹嘘为20万“游击大军”。

汪宪和白崇禧这么说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向蒋介石多要点装备和钱财物资，正在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对白崇禧大加表扬。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先后3次派飞机给汪宪空投补给，计有电台2部，报话通话两用机12部和密码本，步枪子弹和迫击炮弹共20余万发(其中炮弹3000发) ，还有军用地图、药品、反动书籍和传单等。

汪宪是反共的老手，而且手段极其残酷，他颁布了简称"三杀"的"法律"：

给解放军带路者杀，给解放军报信者杀，匪兵被解放军捕获不联名具保者杀。

吴家店有个红军家属叫廖志清，他曾经给解放军送过信，汪宪知道后下令将其一家四口全部杀死，匪徒们在大别山地区到处捕杀我干部和军属。

对于过往的行人，凡是有北方口音的动辄以共党间谍处决，河北有个马戏团巡演来到立煌县，土匪们竟将8名演员全部活埋，清查共党实际上成了他们敛财的一个幌子，到皖北做生意的26个湖北商人，因交不起高额“罚款”全被活埋，大别山一时处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最为关键的是，这些土匪都是本地人，对本地情况熟悉，而且行踪不定，给围剿带来很大的困难。

大别山地区严重的匪情使王树声心急如焚，他把进剿发起的时间定在1949年9月5日，并下达了相关命令，要求所有参战部队于8月底到达指定位置，鄂豫皖剿匪指挥部将前移至罗田县滕家堡。

在王树声前往滕家堡的前一天，华中局第三书记、华中军区第二政委邓子恢打电话让他去汇报 。邓子恢在在听取了王树声的汇报后，对他说:
“别的我不说了，大别山的情况你最熟悉，一切由你机断处置，大别山人民为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盼望我们赶快去解放。关键是要快，要彻底。”

最后邓子恢对王树声说：“林总对这次剿匪非常重视，指示你们一定要发动群众，一定要让人民群众知道这次剿匪同以前不一样，会把土匪彻底剿灭，这样人民群众就没有顾虑地帮助我们，部队进剿后，起码要养猪种菜两个月，这样老百姓就知道部队是要长期驻扎下去，他们也就不怕了。”

在共和国元帅中，贺龙对土匪摸得最透，而林彪对土匪最为警惕。而林彪之所以能够在东北打出一片天地，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彻底剿灭土匪。林彪后来回忆说：

刚开始东北我军在国民党军进攻面前，之所以显得处处被动，原因有很多，其中最要害的一条就是后方不稳定，因为后方土匪没有消灭干净。这就如一个人屁股坐不稳，全身都摇晃，而要剿灭土匪靠地方部队不行，必须得用主力部队。

东北我军抽调了1/2的主力部队投入剿匪，2/3的各级机关干部下乡参加剿匪和土改，如此一来，剿匪这着关键下对了，后面的棋就比较好下了，基层政权建起来了，土改进行了，兵员和后方供给的问题就好办了，总之是一着妙棋，满盘皆活。

林彪刚开始在东北时只有10万部队，而辽沈战役后入关时，他带领的是百万大军。三年时间，以一变十，变的是什么戏法？

对此，林彪说：这不是靠收编土匪和散兵游勇，而是靠翻身农民自愿参军。为啥自愿参军呢？是解放军把他们从国民党和土匪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是共产党给他们分了地。

林彪的指示可以说是非常到位的，但是刚开始大家并不是特别理解，所以刚开始剿匪并不顺利。

1949年8月底，南、北、东三面的剿匪部队进入指定位置，9月5日按预定计划同时发起进攻，计划首先捣毁汪宪的指挥部，从三面向金寨实施向心攻击，紧接着分片剿灭土匪。

部队分三层部署，第一线为进剿、追剿部队，第二线为驻剿、截剿部队，第三线为封锁部队，负责控制进出围剿区的水陆交通，主要由县、区武装和民兵担任。

剿匪部队数量多，作战计划制订得也详细，如果从理论上看，即使不能剿灭土匪，起码也会有不小的收获，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我军攻击阵势很大，然而收效却很小。

当我军多路部队进攻汪宪的主要巢穴金寨镇后，仅俘虏了80多名土匪，而这些土匪多数是因为身体原因行动不便的，缴获数十支步枪和1挺机枪，这些枪支非常陈旧，不堪使用。

非常严密的作战计划为何没有什么效果？土匪都到哪里去了呢？

后来得知土匪都分散隐蔽了，白天大部队找不到土匪令人恼火，而夜间部队遭袭击更令人恼火，土匪明明就在包围圈里，但就是抓不着，剿匪工作陷入了被动。

土匪为什么能够在其地盘中自由行动，最主要的原因是群众被土匪胁迫，不仅不敢告发，而且还被胁迫为其办事。按理说，如今解放军来了，人民群众为啥还那么胆怯呢？

对此，有一名胆大的人民群众说出原因，因为你们是飞毛腿，你一走，这里又是土匪当家，当年红军走了，恶霸土匪回来屠杀红军家属，杀得血流成河。后来刘邓大军来了，然后又走了，恶霸土匪回来了 又是一次血流成河。正是因为大别山人民流的血太多了，吃过的苦太多了，见得也太多了 谁知道你们这次是不是又当飞毛腿走了？

如何让老百姓明白这次是真剿匪，而且不剿灭土匪不走，王树声下了一道命令：所有的部队要大张旗鼓养猪种菜，要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对于这种做法，很多官兵不太理解，有的说，剿匪跟部队养猪种菜有啥关系？也有的说，部队不拿枪而拿农具，都要变成农民吗？

部队虽然议论纷纷，但是人民解放军最强调执行命令。于是所有部队开始在地方养猪种菜，不仅如此，还帮老百姓养猪种菜，这下老百姓知道，剿匪部队是把大别山当家了。

部队还贴出了标语：“土匪不肃清，坚决不收兵!”

部队在大别山地区开始养猪种菜，搞农副业生产，事实证明这一招比机枪大炮还厉害，很快就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开始农副业生产第一个星期，三个方向共俘获土匪1500余名，但还没有大的匪首，最大的只是副团长。不过即使这样，也已让汪宪吓破了胆，他预感照此下去，他就可能藏不住了，急忙给白崇禧发电求援：

“共军在此养猪种菜，他们在此不走了，弟兄们士气消沉，民心观望，如国军短期内不能反攻占领武汉，卑职恐难潜伏于大别山。”

接到电报的白崇禧对手下人哀叹说：

“完蛋了，完蛋了！”

手下人不解其意，白崇禧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

不怕解放军排山倒海的进攻，就怕他们大张旗鼓的养猪种菜，这说明他们是铁了心呀，以汪宪那点儿力量哪能够对付。

实际上由于信息闭塞，汪宪还不知道，我人民解放军已于9月13日发起衡(阳)宝(庆)战役，白崇禧已撤回广西去了，他对衡宝的4个师他且见死不救，哪里还谈得上反攻武汉。

随着部队的青菜一天天长大，老百姓的心里定了，纷纷给剿匪部队提供线索，而另一方面，土匪们也沉不住气了，一些被胁迫的土匪纷纷向剿匪部队投降以争取宽大处理。

到了9月份，老百姓告诉剿匪部队几名土匪的行踪，剿匪部队很快抓捕了两名散匪，经过审讯，这两名匪徒分别是汪宪司令部的报务员和译电员。

虽然这两人不知道汪宪的下落，但他们供述电台被交给了一个叫段长胜的参谋，让他藏在家里，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段长胜家在哪里？

就在线索要中断的时候，剿匪部队在帮当地百姓收割水稻时，无意中说起匪参谋段长胜，有一个老汉告诉部队说，这个附近山上有户人家姓段，听说他们家有个儿子在外面当土匪，不知是不是你们要找的人。

第二天一早，一个放牛娃来报信，说他在放牛时亲眼看见段长胜的爹往山上送饭，连队立即派排长周小贵带领一个班，由放牛娃当向导直奔段家。

段家老子见没法逃走，便使出李代桃僵之计，把他家的哑巴长工当段长胜交给了小分队，后来被我军识破，在我军强大的压力下，段长胜自首了。

后来解放军顺藤摸瓜将汪宪抓获，汪宪被抓的这一天是9月30日，即新中国国开国大典的前一天，汪宪被抓获后，树倒猢狲散，我军很快将大别山的土匪消灭干净。

王树声领兵剿匪，命令部队大张旗鼓养猪种菜，结果将土匪剿灭，这是非常高明的战役战术。

在战役战术的层面上讲，凡是作战行动，首先要定下决心，然后是表现决心，最后是实现决心。

因为剿匪必须要取得老百姓的支持，而大张旗鼓地养猪种菜，就是向老百姓表现剿匪的决心，以取得老百姓的支持，一旦老百姓全力支持部队剿匪，还有什么样的土匪不能剿灭呢！